赵诚征召的这些文人们都是饱学之士，其中大多数是汾河两岸的人氏，正是大秦国河东行省平阳、河中两府的治下，其中有些人早在金国皇帝南迁汴梁时就已经归隐乡间，如闲云野鹤。古老的汾河甚至包括整个三晋大地，此时真正称得上是人文荟萃，比如刘祁刘郁兄弟就是晋北浑源人，元好问是晋中太原人，但在这个乱世之中他们也注定选择了归隐。
同样出生于河汾的虞乡人麻革三番两次恳请，声泪俱下，赵诚才不得不准其回乡办私学教书，并赠金五十两以为学资。麻革见自己若是不收下赵诚赠送的金子便无法回乡，也只好收下。那元好问等也趁机请求随麻革归隐中条山，并保证绝不会逃回金国，只求问学于山林，赵诚却坚决没有同意，元好问等人不敢耽搁麻革的行程，只好将满腔的忧虑与悲凉放在问学上。
不久赵诚坐在温暖的御书房里，就读到麻革返乡路上寄回给元好问等人的诗篇的抄件：
浩浩春风里，悠悠倦客情。
天寒花寂寞，冰泮水纵横。
念远心将折，闻兵梦亦惊。
江山憔悴久，倚杖叹余生。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一个令人扼腕长叹的悖论，也只有家国沦丧，才会让多愁善感的文人们感怀不已。
可是有人却没有这么悲观。正旦节刚过，还在寒风仍劲的正月里，大秦国各个角落里的读书人都齐齐聚到了中兴府，准备参加秦国春三月的科举考试。这当中滥竽充数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西宁州这样边远的吐蕃、党项、吐浑、回鹘等族占多数的地方，能称得上是读书人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却也被地方官拼命地送往中兴府，官员们明知自己治下文治不如别的州府，却更不愿本地无人应考而让人耻笑。仓廪实而知礼节，除了河东、陕西与中兴府，大多数地方还需秦国的君臣们努力教化。
人人都有机会参加科考，只要家世清白，没有官司在身，人品上也无不检点的地方，并不需要府试和省试，可以直接参加殿试，官府承担着一切费用。即便是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不愿配合，尤其是河东这个人文毓秀的地方。这就是秦国泰安三年春天时的真实写照，朝廷的威望还远没有令所有人臣服。
大秦国的首次科考规模虽小，但五脏俱全，一如中原或宋国。三三两两的读书人从毛头小子到五十岁老学究，人人都在中兴府的旮旯里小声地传递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小道消息，市面上也流行着十多个版本的据说切中题要的参考书。
同时，大秦国的首次抡才大典，也是当前朝廷上下在这一年初的头等大事，礼部与新成立的贡院正为此事忙得焦头烂额。朝中大臣们如王敬诚、耶律楚材、高智耀之辈都是文人出身，对些事尤其关注，唯恐这第一次开考出什么祸事，让一向对科举颇有微辞的赵诚心生恶感。
赵诚虽然对此事也很关注，但却没有臣下们那样如履薄冰，选拔人才总是需要的，他找不出一个比科举更好的办法来维持国家的长久运转。只不过与科举相比，有两个方面要相对重要一些，一是让读书人读何书的问题，一些如何任用读书人的问题，两个方面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开考那天，三百名既紧张又兴奋无比的读书人，被安排在皇宫中一处被临时改造的宫殿中应试。一营亲卫军将整座大殿包围，持刀挽弓严阵以待，负责安全，不放任何闲人进入。御史台众大小官员在耶律楚材的率领下负责监察，不准有任何挟带与舞弊的行为，还安排人手反复地巡查。
此后的几天之内，考生们的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从第二天起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考生们身在其中在纸上奋笔疾书，抒写着锦绣文章，却浑然不知臭味。赵诚曾亲至一次观摩现场，便再也不去。这殿试只有其形式而无其实质，只不过考试地点在宫中罢了。
当考生们得知总共要在里面呆上五天，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说是五天，其实并不需要，只是因为题量较大，大多又是选答题，但应试者不知最终判卷的标准，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宁愿将所有题答得满满当当的，不管自己涉猎的深浅。
每人一次性地收到十来张试卷，上面列着题目，并得到足够的笔墨纸砚。
先考策，题目有三，一曰：大秦国提举常平仓之改进法；二曰：重修《天盛律令》之要义；三曰：选贤荐能惩贪汰庸之策。
考生只要选其中一题。这种策，其实真正考察的是考生对时事的关注，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读死书者，则对大秦国提举常平仓的现状闻所未闻，朝廷现有的律法也是，至于朝廷的吏治更是如此。这样一考，问题就来了，那些在赵诚治下数年的考生就占了大便宜，他们总能或多或少地私下讨论时事。而河东及陕西等地的考生一接到考题就蒙了，这些地方的考生显然对这个新朝廷还不太了解。
但话说回来，答得好的人也并非一定有真才实学或者有为君子。宋人先贤苏轼对此有过论断：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
次考论，题目只有一，曰：论“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考生却没有其它选择。
这道考题更加说明，朝廷的科举并不只是满足读书人做官的美好愿望，它体现出最高君王的意愿。凡是考生，只要不是傻子，无不顺着赵诚的意思答题，哪怕他从来就瞧不起那些种田打铁与想方设法赚阿堵物的商贾们，也会写上一篇自以为天花乱坠的文章来，有没有真知灼见或得文理是否通顺倒是另一回事。
后考诗赋，以“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题作赋一篇，体现出赵诚对文人们的最殷切的要求，却不是一定要读书人们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赵诚从来就不指望从这三百来位学识参差不齐的考生中出个天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