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郁满脸忧愤与担忧之色。跪在地上哀求道：“学生求大人救救家兄吧！”

“快起来说话，你告诉我京叔出了什么事？他是不是惹怒了权党？”乌古孙仲端道。

“大人，昨夜翟奕以尚书省命家兄与太学生麻革去见他，家兄不愿往赴，竟被兵士锁拿去了。”刘郁流泪道。

“可是为立碑之事？”乌古孙仲端道，“不是有王若虚与元好问两位文坛圣手吗？有他两位在，哪里用得着要京叔也参与。”

“大人所言极是。学生昨夜买通小吏，打探内情。崔党本是命王、元两位撰写碑文，他们两人皆以此为耻，王大人因崔元帅以城降，而朝中百官皆出其门下，故云他与元大人乃崔元帅之门生，因门生为师长作碑文后世有不可信之语，是故，应另寻人撰写方能取信于后世。他们二人向权贵们荐家兄与麻革撰写碑文。行此权宜之计！”

原来这王若虚与元好问两人自知为元凶崔立歌功颂德。必将与碑主一样“恶名远播”，后世之人一定会将他们两人骂死。不为崔立写碑文虽可以保全名节。但自己的脑袋立刻就要搬家，所以两人想了一天也没写一个字，终于急来抱佛脚，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找人来代替自己二人写。崔立的爪牙翟奕在这两位文坛圣手的推荐下，将太学生中最有才名地刘祁与麻革抓到了尚书省内，锁进屋里，不写不准出来。

姜还是老的辣，这两个年轻才子被两个“老”才子给阴上了。看来一个人太出名了，有时也不见得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乌古孙仲端听了刘郁的叙述，心中既气又恼，却也无可奈何。

“文季啊，这种事情我也莫之奈何啊。”乌古孙仲端压低声音道，“崔党之人倒行逆施，为达目地不择手段。而我是大金朝皇帝陛下封的官，不是他崔立封的官，更不是他的党羽，我去求情，有谁会听我的？怕是不得门而入。”

“大人……大人……”刘郁泪流满面，“昨夜至今晨，学生寻过无数人，奈何无人肯助。此等事情事关家兄名节之大事，家兄不作即死，作之，岂能有面目苟活于世？他日我兄弟二人身死，有何面目见先父？”

“胡说！”乌古孙仲端怒喝道，“身处乱世，人死亦易事耳。为国尽忠而死，忠也；为节而死，义也！岂能为性命之事而置大节于不顾？”

“大人，学生也曾读过古之警世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刘郁道，“但家兄何罪之有？若是因此恶事而死。死不瞑目啊？”

乌古孙仲端素与刘氏兄弟交好，对他们地父亲的清名也是极尊重，他见刘郁忧惧之情溢于言表，心中极不忍。

“不过，既然此等恶事让京叔遇到了，但也可能有转机。”乌古孙仲端有些迟疑地说道。

“请大人详言！”刘郁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抓住了他的衣袖，仿佛怕乌古孙仲端会逃走一般。

“你可知你那堂兄刘翼身在何处吗？”乌古孙仲端道。

“刘明远？”刘郁惊呼道，他毫不客气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对啊。你那堂兄刘翼当年被蒙鞑掳去，后来辗转成了贺兰国王的私属。”乌古孙仲端道，“这贺兰国王在蒙鞑那里可是一个国王，你去对翟奕诸辈说说你们与贺兰国王的渊源，料想崔党之人也不敢对你兄长怎样。”

这乌古孙仲端及城内地绝大多数人还不知城外地并不是蒙古人，而是贺兰军。那崔立一党中的大多数在城外就地被擒，正被押在城外的营帐内。赵诚只是命人将城门把守着，不让城内地人外出。自己却忙着与诸将研究下一步计划，任凭崔立的余党在城内逍遥自在。

刘氏兄弟十年前以为自己的堂兄弟刘翼已亡，后来从出使蒙古的乌古孙仲端处知道自己的堂兄弟刘翼还活着，只是这件事情对当时地他们来说并非一件光彩的事情，因而时间长了他们甚至就忘记自己有这么一个堂兄弟在。

乌古孙仲端一提起这个茬。刘郁立刻就知道事情有了转机，连忙兴冲冲地告辞而去。乌古孙仲端瞧着刘郁的背影，不知自己该为他们兄弟高兴还是悲哀。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乌古孙仲端以这个为自己解释一切。

家眷们在院中窃窃私语。谈论城中这两天发生地一切，诸如某某位大臣在房中自缢的可叹可悲可赞可怕的消息。

乌古孙仲端长叹了一口气，回到自己的书房，却无任何读书的欲望。他端坐在自己地书桌前，看着桌上的一截麻绳发呆。

“人死亦易事耳！”心底深处的一个声音不断地对他说。这个声音既振聋发聩，让他欲掩双耳，又像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响起，几不可闻。乌古孙仲端口中也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这句话。呆坐在书房里，直到日落时分又一位客人来访。